台北霞海城隍廟,霞海城隍廟,霞海月老,霞海城隍廟月下老人

      台灣漢人移民在墾殖、營生過程中，一向以源自於原籍的守護神信仰作為凝聚族群的主要力量。同安人在大龍峒、大稻埕地區的發展，除了在物質上得利於商業貿易的幫助之外，在精神上也依賴守護神保生大帝與霞海城隍為支柱。霞海城隍信仰起源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后溪霞城，相傳明朝武宗正德年間曾賜予臨海門匾額，霞海城隍原為臨海門分廟，於明末清初時建廟於同安縣下店鄉海邊厝，為五鄉庄庄民之守護神，故改稱為霞海城隍。

     清初施琅將軍為了爭討明鄭軍隊曾在此築城練兵，並在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親題「臨海門」石匾額，今尚存於后溪祖廟之中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以陳金絨為主的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下店鄉海內派鄉親結夥渡台發展，並奉請故鄉城隍爺金身來台，初至台北盆地時落腳於艋舺附近的八甲庄。

     咸豐三年（1853）艋舺發生頂下郊拚械鬥事件，原居住於八甲庄的同安人不敵三邑人，遂奉霞海城隍爺金身遷居到大稻埕地區發展。同安人初到大稻埕時，地方上只有林益順等幾家店鋪，於是先將城隍爺金身暫時供奉在陳浩然所經營的「金同利」舖中，戰敗的同安人在大稻埕安頓下來，開始建立新家園，到咸豐六年（1856）大家的生活都安定了，陳浩然於是號召居民建廟奉祀霞海城隍。是時林右藻等人在大稻埕今迪化街一帶創建三郊會「金泉順」，經營台灣與福建之間的貿易，獲利頗豐，因此在陳浩然出而號召建廟之後，立即獲得迴響，富者捐款，貧者捐工，計募金壹仟餘元。

     豐六年同安海內派下集會籌建城隍廟，舉董事八名主其事，當時在南街找到一塊適合建廟、風水甚佳之福地，稱為「蜂巢穴」或「雞母穴」，經與當時的地主、前任安平副總兵官蘇斐然相商，得其慨允捐地，乃於咸豐六年（1856）三月十八日興工，於九年三月一日落成，佔地約四厘二絲（約一百十八坪），而廟宇本身只有五十坪左右大；此乃因為資力有限，故不能建宏壯之廟貌，亦為時地所限也。（陳乃渠1934）廟宇落成後，並雕塑城隍金身，將渡海神像奉裝在新的城隍爺神像中妥加保存。廟成之後，蘇斐然並撰聯一對：「天理昭彰看如何結局，人心奸險待這裡關防。」咸豐六年（1856）淡北等眾同立「天眼時開」匾額一方，是廟中歷史最悠久的匾額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淡水廳事鄭元杰曾親自掛匾額一方：「其盛矣乎」。

     隨後，在同治五年（1866）年時，在三郊總長林右藻的帶頭捐獻之下，將原本位於中、南街之交的天上聖母小祠加以改建；而大稻埕茶商也在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，在新興街創建法主公廟，成為茶商的守護神。霞海城隍廟即與慈聖宮（媽祖廟）、法主公廟等，並列為大稻埕三大廟。霞海城隍廟與慈聖宮的興建，對於大稻埕中心街市的形成，有一定程度的貢獻。大稻埕街市的形成，就是以城隍廟為中心往北發展，由南街，而中街，而中北街，而杜厝街，而普願街。座落於南街中段的霞海城隍廟，即見證了迪化老街的發展過程。

     霞海城隍廟雖然僅佔地四十餘坪，且沒有巍峨之廟貌，然信仰圈之廣、香火之盛，迎神賽會之熱鬧非凡，以及與大稻埕地方發展之息息相關，卻使其成為全台香客最多的寺廟之一，而且是大稻埕境內最重要的歷史古蹟。職是之故，政府在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了文化資產保存法，七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之後，旋即在翌年八月十九日公告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為第三級古蹟，此後霞海城隍廟成為大稻埕地區明文規定的重要文化資產。

     霞海城隍廟宇在廟宇管理方面，與台灣其他香火鼎盛的廟宇相較而言，最大的特色是自創建以來，一直維持「管理人」制的特色，不像其他廟宇多改制為管理委員制或成立財團法人。霞海城隍廟的管理人，自第一代管理人陳金絨由福建泉州同安奉霞海城隍金身來台，第二代管理人陳浩然在大稻埕發起建廟之後，一百四十餘年來，皆由同安移民族群海內派珍山陳氏家族子孫出任，歷代薪火相傳。

     在台灣漢人社會中，大凡香火鼎盛的寺廟，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多會將其廟宇建築加以改建擴大。霞海城隍廟自咸豐九年（1859）初建落成之後迄今，雖然曾歷經三度的重要修葺工程，但一百四十餘年來一直保持初建時的格局，並未隨著香火興盛而擴建。在近年列入古蹟之後，又受到文化資產法的限制，必須保持古蹟的形貌外觀。然而廟不在大，有神則靈。在歷代管理人的戮力經營之下，霞海城隍廟依然是台北市香火最旺的廟宇之一，霞海城隍信仰並未隨著大稻埕都市光環的削減而褪色；而在第六代管理人陳文文女士的主持之下，逐漸轉形成為與社區緊密結合的文化廟宇。